从张居正给自己做老师开始,朱翊钧就用心去琢磨他的三观和思想理念。
朱翊钧逐渐现,张居正不仅觉得主流心学走向务虚的歪路,更觉得部分心学走向狂悖的邪路,比如李贽主持的“新学”。
张居正觉得“新学”在济世济民上确实有长处。
但是重利轻义,乱法紊纲。
长此以往,大明会君道秕僻、朝纲日陵、国隙屡启、民不聊生,此前的新政改革,最后变成一场空。
朱翊钧一直在努力引导着张居正,让他多多接触新事物,开拓视野,跳出思想桎梏!
数年下来,确实有些效果。
朱翊钧现张居正对完整的财税系统有了清晰的认识,从清丈田地、一条鞭法已经进化到接受摊丁入亩、类似于官绅一体纳粮的全民赋税。
但是完全改变谈何容易?
张居正在经济建设方面一直徘徊不前,认为兴办工厂、海商互市只是增加国库收入的一种手段而已,是权宜之术而非大道。
他认为吏治败坏,就是因为大家摒弃了程朱理学,使得人心不古。
只要大家遵循程朱理学的道德标准,就能重振朝纲、官清吏廉,定能抑制豪右、百废俱举,治平有象、乱萌不生。
他行法家之事,却排斥法治。
而且他非常地固执。
任何一位勇于改革的人,哪一位不是极其固执的人?
商鞅就是偏执狂,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,张居正也固执坚毅。他们坚持自己的理念,把它坚固成花岗石,才能排除万难,勇往直前。
室内一直寂静着。
张居正心里虚。
他太清楚自己这位学生的手段了。
但他心里还存着一份期盼。
科试改革,是君臣之间第一个有着巨大分歧的难题。
如何解决这个难题,张居正有自己的想法,也希望看到朱翊钧的态度。
这是一个开端,如果君臣能够默契地把这个难题妥善解决,后面的新政改革就能十分顺畅。
朱翊钧心里也在盘算,他清楚这是一次考验。
但是朱翊钧知道,自己不可能在这件事上妥协。
不改革科试,选材录士的渠道还掌握在旧派手里,后续的改革会越来越难推。
从嘉靖四十一年,杨金水赴东南,自己就开始培养新派人才。
数年下来,已经培养出大量的人才。不敢说是最合适的,但比旧派的那些道德君子要强得多。
现在要想法把这些人安排进庙堂里,逐渐让他们成为大明文官主流。
朱翊钧也无法预判,改革到后面,他一手提携的胡宗宪、谭纶、王一鹗等人,还会不会支持自己,支持改革。
这些人都是科试正途出身,正统的儒学弟子。
就像严嵩当年立志要以王阳明为楷模,没想到最后成了大奸臣。
自己提携的那些人,位高权重后,立场会不会转变?
只有把代表新兴利益集团的新派人才,充实在中枢和地方,与旧派势均力敌,互相制衡,自己才有底气面对一切转变。
兵权只是最后的底线。
一味地靠杀戮,靠武力镇压,终究成不了事的,还会遭到反噬。
朱翊钧开口道:“张师傅,科试不改,选材取士就一直掌握在他们手里。吏治考成,清理一批,他们补上一批。
野草除不尽,春风吹又生啊。”
张居正心里一喜,皇上愿意谈,那就是大好事。
于是他先把自己的底牌亮一张出来。
“皇上英明。臣也认为,新政改革,考成吏治只是权宜之计,更重要的是清本正源,梳理选材录士之路,这才是道。
只是大道如何修正,还需慎重考虑。国朝立朝以来,尊名教,以理学为本,两百年来,百万学子读的都是经义,习的都是制文,朝廷也是以此抡才。
现在突然大变,还变得面目全非,百万学子无从适应,臣担心会出大事的。”
朱翊钧缓缓说道:“张师傅所言,老成持国,你也赞同改,那觉得怎么改?”
“皇上,臣建议复唐宋故例。把乡试会试,分成进士科、律科、算科、博学科,分门别类,抡才录士。
既然科试已归正道,臣建议可取消吏员招录考试,合归于乡试会试各科中。臣以为,这才是稳妥上策。”
张居正算盘打得很精,学前宋科试故例,以进士科为正科,其余律科、算科、博学科为杂科。